本文作者张凤群，美籍华人，祖籍广东，年携外子从香港赴美定居。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香港的共产党人找着有名的肺科医生伍德元接洽，开出很优惠的条件医院，希望他回广州为新中国効力。伍医生和家父商量后，便决定打道回穗。伍德元是台山人，七岁时跟着叔伯远渡重洋到了美国西雅图，凭着他不凡的天赋与毅力，一步一脚印，终于在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以荣誉生毕业，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医院工作了几年后，返回香港执业行医，以他精湛的医术和医德，赢得了好声誉，他的肺科诊所，常挤满了病人。先父张乃棠也是肺科医生，原在广州执业，抗日战争爆发后，带着全家到了香港。经朋友的推荐，在伍医生的诊所里工作。年香港沦陷，伍医生安顿好家人后，只身远赴重庆，临行前，他把诊所交托给我的父亲经营。日本投降后，伍医生返回香港，父亲把诊所交回。先父是老广州，抗战前开设在和平东路的肺科诊所虽已停业，但整幢四层洋楼还是避过日本的大轰炸而完好无损，所以先父决定返回广州重新开业，医院助他一臂之力。年12月，父母带着我们一家九口，外婆、四个哥哥、姐姐和我，坐大轮船从香港返回广州，当时我刚满一岁。父亲租用了轮船上的一个货舱，放置他在香港诊所里的医疗器械，最重要的是那部德国制造的X光机；还有香港家中的全部家私杂物，其中最显眼的是一部黑色高大的英国钢琴。船到达广州码头，妈妈抱着我上岸时，在跳板上滑了一跤，我被摔在地上，妈妈也把脚踝扭伤了。我躺上地上，哇哇大哭。父亲说：“呢次返广州，意头唔好。”很快，我们到达和平东路一间四层高的石屎洋楼，搬运工人随即把全部物品搬进屋里，楼下一层是父亲开设的肺科诊所，上面三层就是我们以后的家了。伍医生带着全家在年抵达广州。医院的筹备工作在密锣紧鼓地进行，伍医生一家住进了刚买下位于梅花村的洋楼。第二年的某一天，伍医生夫妇突然来向父母告别，说此地不宜久居，他们全家决定放弃所有物业，立即返回香港，原因是伍太太的父亲，在故乡的土改运动中被活活打死了，父亲无言可说。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快乐的，虽然发生的一些事，令我年幼的心灵感到困惑，但我在学校所受教育，周围环境，使我意识到，必须跟随着毛主席和共产党，走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才会有美好的未来。就像鱼儿离不开海洋，花儿离不开太阳。我儿时的全家福。坐者：母亲、父亲。站者由左至右：五家姐、四哥、大哥、三哥、二哥、我。第一篇八叔与郭政委年春节，我从加州回穗探望母亲，阔别已经四十多年的八叔来母亲家中见我，七十多岁的八叔依然风度翩翩，腰板骨挺得笔直。八叔是一名解放军军医，五十年代参军到海南岛，在军队里学习受训成为一名军医后，医院里工作，直到十年前，他和八医院。在广州工作了三年后，他俩就同时退休了。他们的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后都留在广州工作，而且各自组织了家庭。八叔，一个资本家的儿子，以军医为终身职业，在那红色的年代，是否有点不寻常？八叔是父亲最小的弟弟，在那新旧社会交替的年代中学毕业，没有机会再进大学深造，只能做一些临工。爷爷在广州西关留下一座很大的房子，他单身一人和我的几个叔伯在那儿分住。从我懂事开始，就记得有一个八叔常来我家。年轻时的八叔长身玉立、剑眉星目、隆凖宽额，飘逸中带着点英气。闲来无事时，他肩上会挂着一部相机，带着我的哥哥们流连于广州各处的名胜古迹，拍摄照片后在父亲冲洗X光片的黑房里，把胶片冲晒出来，相片完成后都十分清楚与有韵味。在我上幼稚园时，父亲诊所的病人越来越多，父亲便把八叔请到诊所里工作，专职冲洗X光片。在我读小学一年级时，父亲在广州已经很有名气了，他用从香港带回来的X光机给病人照肺，医院不能确定的病例，都转到他的诊所作最后的确认。他的打气技术也是全市有名的。“打气”是治疗肺结核的一种方法：在肺部病灶钙化形成空洞时，在肺组织里打入气体，把空洞挤压掉，以帮助病人康复，这必须同时在时间和位置上拿捏得很准。当时中国有不少高级干部疗养院，遍布于各地的名山胜水之间，广东肇庆的鼎湖疗养院，便是其中之一。五十年代，传染性极强的肺结核病仍在全球肆虐，人们避之唯恐不及，所以到疗养院休养的干部们都必须照肺。医院有过几次失误，鼎湖疗养院便和父亲取得了联系，以后进院的干部，都必须到父亲的诊所照肺，取得无活动性肺结核的证明，才能去那儿疗养。有一天，我放学回家，见到一个瘦小身躯、穿着中山装的中年男人愁眉苦脸地坐在候诊厅里，听到父亲对他说：“你的肺部已有一个空洞，现在先给你吃专治肺结核的特效药雷米芳，你每个月来复诊一次，估计半年，病灶周边的肺组织会钙化，届时我会帮你打气。只要你自己乐观、有信心，注意饮食作息，痊愈的可能性很大。”后来父亲告诉我，这个男人在广州某政府机关干部，曾经参加过解放战争，是某部队的政委，父亲称呼他郭政委，他是打算到鼎湖疗养院前，被父亲检查出患有肺结核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见到郭政委和父亲坐在候诊厅里畅谈。郭政委个子虽小，嗓门却大，口才极好，他操着一口带有客家口音的粤语，用生动形象的词语，讲述着解放战争、三反五反、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的故事，解释政府的各项政策和中国前进的方向。他的音量可说是声震屋瓦，我和哥哥们在楼上听到他的声音时，都会下楼来听他讲故事，八叔亦会坐在一旁听。顽皮的哥哥们说他讲话如公鸡打鸣，给他起了一个花名：鸡气佬。我们都很喜欢鸡气佬，父亲从他那儿，知道了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了，父亲尽心尽力地为他治疗。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外国药很难运进国内，父亲通过香港亲朋的渠道，总能买到一些治疗肺结核特效药雷米芳。鸡气佬服用了半年雷米芳后，父亲开始帮他打气，打了几次气后继续服药，一年后，他的肺结核病完全痊愈了。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他再来诊所了。有一天，他提着一篮水果来向父亲告别。他告诉父亲，他很快就会去海南岛，负责那儿军垦农场的开发工作。他问父亲有什么需要他帮忙的，他都会尽其所邦忙。父亲想了想，对坐在旁边的八叔说：“你跟着我，是没有前途的，看郭政委能否带你去海南岛，寻一条出路。”八叔边点头边询问鸡气佬的意见，鸡气佬很豪爽地说：“无问题，我有人脉关系，医院里当男护士，只要你肯努力，再受训学习成为军医。”几天后，八叔跟鸡气佬去了海南岛。一切如鸡气佬所言，到海南岛后，八叔加入了部队，几年后，成为了一名军医。英俊帅气、聪明能干的八叔，在海南岛收获了爱情，医院里一起工作的美丽护士。八叔结婚后，就再没有回穗探亲了。几十年过去，我和八叔都随着时代的巨轮，行走在各人的生命轨迹上，不再相遇，直至年的春节。当我向八叔问起鸡气佬时，八叔告诉我，他成为医生后不久，鸡气佬就调到别的地方工作了，听说是升了职。年春节我再回穗探望母亲，不见八叔来我家，向母亲询问，才知道八叔已在几个月前逝世了。八叔在年轻的时候，由于父亲的牵线，跟了郭政委到海南岛，从而使自己的一生，有别于他的哥哥们。在我父亲和我所有叔伯的人生历程中，八叔是最平顺的一个，难道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命运？第二篇怀念潘老师年，我七岁，该上小学了。年初，广州市所有的私立学校都变成了公立，小学生只能进入居住街道所属的学校就读，别无选择。小学一年级，我进了位于十三行的“兴隆路小学”，那是一间很小的不入流学校。校舍是一幢四层的建筑，有一年级到六年级，每级只有两个班。学校门前是一片小小的空地，连个象样的操场也没有；校舍里上落的楼梯又斜又窄，摇摇欲坠。老师们看上去都是一把年纪，很斯文，仿佛是来自另一个世界，对顽劣的男生多釆取放任而讨好的态度。从一年级到三年级，我的班主任是潘老师。潘老师虽然只有五十多岁，但我觉得他巳经是一个老头子了。潘老师生得颇高大，剪一个平头装，头发已花白，粗眉大眼，每当班上的调皮仔激到他扎扎跳时，双眼仍会烔烔有神。潘老师弓腰寒背，牙齿和右手的手指头被香烟熏成焦黄色。他常穿着一套脱色的中山装，衣服上面沾满了粉笔灰。那套中山装很少见他替换。听说他的老婆孩子仍在乡下，他是孤身一人住在附近的教师宿舍里。潘老师教我们语文和数学，三年级时，还教我们珠算。教语文课时，他把课文很快讲解完后，就给我们讲故事。讲武松打虎时，他会像老虎般跳来跳去，还学老虎呜呜声地叫；讲《西游记》时，他会扮成孙悟空、猪八戒……直逗得我们哈哈大笑。不讲故事时，班上几个顽劣小子就捣蛋，他会走到他们跟前悄悄说几句，小子们就会安静下来。下课后，我看到那几个男生跟着他走到学校隔壁的小卖部，潘老师掏出钱来，给他们每人买了一条雪条。我觉得潘老师好可怜。当潘老师知道我父亲是私人开业的肺科医生后，有一天，他问我，什么时候方便，他想找父亲帮他照肺。我回家问父亲，父亲叫我转告他，随时都欢迎。第二天放学回家后，父亲的诊所仍然开诊，潘老师穿着一套洗干净的中山装走了进来，父亲给他照完肺后，两人坐在大厅里谈了一会。父亲说，他以前患的肺结核病，痊愈后的钙化点没有什么问题，复发的可能性很少，但最好还是把烟戒了。这时，我看到了老师脸上无可奈何的苦笑。他提到经常失眠，父亲开了些药丸给他。以后每隔三四个月，他都会来找父亲拿些药物。升上四年级后，是另一位老师担任我们的班主任了。有一天，潘老师来找父亲，我看到他们谈话时，眼中流露出悲伤的神情。父亲交给他一袋药物后说：“这儿是几包守门口的常用药，功能和每天服用的数量都写在上面了，带在身边会有用的。”妈妈从楼上下来，拿着一件灰色的羊毛外套给潘老师。老师穿上后，真是十分贴身。父亲说：“这件外套是我从香港带回来的，留着做个纪念吧。”老师摸着我的头说：“在学校里要好好学习，得闲时多读课外书。”老师走了，我以后再没有见过他。父亲父亲告诉我，潘老师是地主成份，被清理回乡了。父亲叹了口气说：“可怜呀！”第三篇回忆广州少年宫“你看那，万里东风浩浩荡荡，万里东风浩浩荡荡。你看那，漫山遍野处处春光，漫山遍野处处春光。青山点头，河水笑，万紫千红百花齐放……”这首名叫“花儿朵朵向太阳”的儿童合唱歌曲，是在年广州市少年宫新年晚会上，向各界人士汇报演出的重头节目。我担任大合唱的钢琴伴奏，当时我13岁。我任钢琴伴奏时的广州少年宫在以后漫漫的人生路上，歌曲优美的旋律不时在脑海中闪现，我会情不自禁地在心中唱起来，它使我咀嚼着那段快乐而又短暂的如花儿一样的少年宫岁月。年，我小学毕业，考进了重点中学广州三中。教我们音乐的廖老师知道我从小学钢琴后，有一天，他递给我一张表格，问我是否有兴趣报考少年宫钢琴组，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在即将到来的星期天下午两点正到少年宫考试。能够进入少年宫，可是我梦??以求的愿望。少年宫是由前苏联创建的，专为培养有潜质的艺术、歌舞、体育人材；成员必须是少年先锋队队员，年龄由九岁到十五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沿用了苏联这一体制，在中国各大城市里，都有少年宫。我把表格填好，准时到达少年宫，音乐室里已经有好几个男女孩子坐在那儿了。一个年约四十岁的男人作了自我介绍：“我叫杨虎，毕业于中南音乐学院，现在是中学音乐老师，兼职少年宫的钢琴导师。这次考试，会选出一名优胜者加入钢琴组，作为钢琴伴奏的重点培养。”我们一个跟着一个在钢琴上弹奏一曲，我弹了贺绿汀的“牧童短笛”。弹奏完毕后，杨导师叫我们回家等候结果。一星期后，廖老师很高兴地来告诉我，我被少年宫录取了。少年宫座落在广州文化公园里，是一间独立的建筑物，里面有一个大礼堂和十几间房间，除了钢琴组外，还有唱歌、舞蹈、朗诵、话剧、体操、乒乓球、美术绘画、武术等组别。以后每个星期天下午两点，我就到少年宫受训。当时少年宫合唱团正在排练大合唱“花儿朵朵向太阳”，伴奏曲是杨导师创作，我在他的教导下，很快就上手了，以后我就成为合唱团的专属钢琴伴奏。除了给合唱团伴奏，我还给独唱和小组唱伴奏。穿上白裇衫吊带裙，戴上红领巾，到少年宫演出前，在家中的钢琴上作最后一次的练习。记得独唱的女孩穿着藏族服装，唱一首叫“毛主席像”的藏族儿歌，她用清脆的童音深情地唱着：“每天早晨我一起床，他就望着我。伟大领袖毛主席，多么关怀我。要我努力好好学习，建设新中国。”小组唱是四个男孩，不停地在重复唱着：“要古巴，要古巴，不要美国佬……”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我跟随着他们征战广州市各演出场所，除了在少年宫的大礼堂表演外，还到过文化公园中心台、广州青年文化宫、广州荣军疗养院……而在广州荣军疗养院那次演出，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座落在河南漱珠岗的荣军疗养院占地很大，里面住的都是在 中受伤的残疾军人。在我读初中二年级那一年的春节，少年宫成员带着各项节目，给他们作慰劳演出。记得疗养院的大礼堂里坐满了穿着军装的中年男人，每人隔着一张空椅坐着，胸前都戴着勋章，细看一下，大多缺手缺脚的。我们表演完毕后，就分散坐在他们之间的空椅上。我右手边的一位军人是被“放”在轮椅上的，他的双腿已经没有了，看着他，就像是一具只有上半身的雕塑。他用大手摸摸我的头，说我们的表演真好，我对他无限崇敬之余，突然间觉得他好可怜。我升上初中三年级时，已满十五岁，退出了少年先锋队，就没有再去少年宫了。中国改革开放后，在广州北郊流花湖畔建设了新的广州少年宫，新址要比旧址大好几倍，且设备齐全，广州市的很多年青父母，都以把孩子送进少年宫受训为荣。文化公园少年宫旧址，已改为健身俱乐部了。新少年宫后记我把重写中国故事的计划告诉了我的一些同学朋友，他们都十分支持，有的还给我传来了相关的相片和视频。我一个闺蜜的弟弟，和我同时期在少年宫，他是在朗诵组。当年的他，还在读小学，只有十岁，人不但长得好看可爱，还十分聪明灵利。虽然是在广州长大的小孩，但他普通话说得一级棒，小小年纪，竟然是朗诵组的领诵演员！我还记得他站在一群伴诵小孩的前面，挺胸抬头，充满信心，用清脆的童音独自朗诵着诗句……俗话说，三岁定八十，能进少年宫的孩子，都是百中挑一的。几十年后回头一望，只要环境许可，少年宫小孩长大后，不少都成为了各行业出类拔萃的人。我闺蜜的弟弟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来了美国，半工半读，拿到电脑方面的硕士学位，并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他的女儿遗传了他的聪明才智、艺术细胞，在美国良好公平的教育下，得到全面发展，考入了哈佛大学。十几年前，他返回中国探亲旅游，约见了当年朗诵组的小伙伴们，大家一起到新建的广州少年宫探访。少年宫的领导接见了他们，并送给他一片“少年宫五十周年纪念”的光盘作为纪念。他在光盘里提取了两分钟的内容，制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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