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三十年最艰难的决择
那是我从医三十年最艰难的一个决择，终身难忘。
那是一个分娩后四天的产妇，因“胸闷气促一天”来我院急诊。入院时一般情况欠佳，血压正常，呼吸稍急促，约24次/分，体温正常，听诊两肺呼吸音粗，有少许湿罗音，心率次/分；胸片发现双侧肋膈角模糊，两肺有少许谈片影，提示双侧少量胸腔积液，考虑“产后肺水肺、肺部感染可能”收住入院。入院后进行利尿、抗心衰及抗感染治疗，次日气促加重，皮氧在90~91%之间（正常应在95%以上，低于90%为呼吸衰竭），血压偏低，心率在次/分左右，急诊测血D-二聚体（反映有血液凝固的指标）明显升高（产妇也会升高），怀疑有肺栓塞。急诊做增强CT（又叫CTA，即CT血管造影），果然印证了我们的怀疑，她被诊断为大面积肺栓塞。
看到CTA结果的那一刻，我的心不由得紧了起来。急性大面积肺栓塞极其危险，必须立即进行溶栓治疗，这是全世界公认的唯一的治疗方法。具体用法是：万单位尿激酶静脉注射，十二小时或二小时内用完。
我们选择了十二小时的方案。尿激酶一滴一滴地流入产妇的血管。整整十二个小时。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焦灼、不安是那样的痛苦难捱。患者空洞的眼神，家属焦急的面孔，监护仪上闪烁的警报……无时无刻不占据着我的脑海，像一块块石头，压得人喘不过气。然而这种等待于急诊医生而言，又太过寻常，尤其在危重病人抢救时，除了争分夺秒和死神争夺，谁还知道我们身上还背负了多少人为的压力？
然而，十二个小时痛苦的等待甚至祈祷并没有换来我们期待的结果，患者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进一步恶化：患者不能平卧，心率上升到次/分左右，呼吸极其急促，血压下降，皮氧监测已达到呼吸衰竭的标准，情况十分危急，怎么办？
按照诊疗指南，成人尿激酶最多只能用万单位。可是除了尿激酶，手头上已经没有其它药物可以选择。用，就意味着我违反诊疗指南，一旦出现意外，这将是一场重大医疗事故，等待我的不只是经济上的赔偿、行政上的处分，我的从医生涯也可能就此结束。不用，我将眼睁睁看着这个年轻的母亲走向死亡，而她才出生5天的孩子成为孤儿。我是恪守伦理和法律，保全自身？还是“拼死一赌”，去争取这场胜算机会未知的战斗？这是我从医三十年来从未遇到的难题，但我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去请示甚至去犹豫。
我选择了后者，因为我是一名医生。我有责任，在我的患者面临死亡时，尽我作为一名医生的最大的良心和责任。哪怕这样的选择会让我付出多大的代价。
我与家属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毫无保留的谈话，我既要让毫无医学知识的家属清楚当前情况的严峻性，更要让他们明白我的别无选择以及我挽救患者的急切心情。这次谈话也很艰难，我心里清楚，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知识从来没有对等过，家属的选择往往也是趋于医生谈话的导向，我的每字每句都影响着他们的选择，而一旦受我的导向做出的选择失败时，我将不可避免面临一场纠纷、批判……我告诉家属，这场“赌博”只有两个结果，赢或者输，没有0和以外的任何概率。于他们，于我，都是。
家属选择了配合我们，也许是我的真诚感动了他们。我们超越了诊疗指南开始下一步抢救。此时，指南上的评估标准已经无法适用了，只能依靠临床表现去判断。我们的焦点集中在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上：病人的病情在持续恶化，但经过女医生细致检查，病人阴道内却没有恶露，甚至连一点血块都没有。这是完全偏离常理的现象！做过妈妈的人都知道，分娩后一周内因为子宫内膜存在创面，阴道内多少会存在出血现象，何况这个患者已用了万的尿激酶，出血应该更多。这个发现突然让我异常兴奋：我遇到了一个特例，患者的高凝状态应该超乎现象，这更坚定了我的信心。我仿佛找到了死神的心脏，而那把利剑就握在我的手里。此时，我面临的不再是一场赌博，而是一场决斗。我们果断加用了万尿激酶，药一滴一滴滴入患者的血管，时间仿佛凝固了，气氛紧张得几乎冻结，观察、观察、观察……
直到药将用完，监护仪上病人的血压值一点一点回升了，呼吸衰竭改善了，自觉症状好转了，气不喘了，心率也下降到正常了，一切指标告诉我：她得救了！她的家庭得救了！我得救了！
那一刻的兴奋是那样幸福，而这种背水一战后侥幸的死里逃生，不是一个医生，无法体会。那一刻我才感到前所未有的身心疲惫。
接下来发生的事更让我没有想到。这对在宁波工作的外地夫妻看起来那样普通，却通过卫生部的亲戚从北京请来了一位肺栓塞的全国权威来宁波。这位教授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我即为自己面临得到这样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而高兴，同时，我已经放松的神经重新紧张起来。毕竟，我们的治疗方案违反了诊疗指南。怀着敬重又忐忑的心情，我去面见了那位教授。教授认真查看了患者，在肯定抢救结果的同时，语重心长地提醒我：违反诊疗指南的风险太大，作为一个医生，你为何这样选择？考虑后果了吗？我坦诚说了我的想法：一是为了病人，二是病人的情况特殊，三是现在肺栓塞的循证医学的证据（是一种临床试验，最后得出科学结论，制订治疗规范的重要方法）缺乏在孕妇及产妇中的实践，现行的国际治疗规范及国内对治疗孕产妇的肺栓塞还不够完善。教授并没有完全同意我的治疗方案，她与我一样，更多的是互相理解，是清楚风险之后的后怕。
这是我从医三十年最艰难的决择，留下了许多问题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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