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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与《反抗者》
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男子
"通常情况下，选择献身艺术的人，都曾自视与众不同。
然而他很快会发现，自己的艺术、自己的与众不同，
往往就扎根在与所有人的相似中。"—阿尔贝·加缪
提起近现代哲学家，大家总是要找一个人来当作自己的最爱，但思来想去，康德有点过于晦涩，黑格尔有点无聊，海德格尔当过纳粹，叔本华太过悲观，尼采看起来不错，但有点神经质，再想想欧洲大陆上好像没有几个人能担得起“哲学家”这个名号了，但不妨把眼界放开一点，在非洲大陆上寻找一番，你会看到一个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男子——加缪。
年加缪进入哲学班进行学习，而同时他也不幸罹患肺结核，这次肺结核让他不得不放弃了他最热爱的足球，也让他深深感到了生命对世人的不公。（加缪到底有多热爱足球，他曾说过一句话：‘只有通过足球，我才能了解人及人的灵魂’）、
加缪随后加入了法国共产党阿尔及尔分部，但因为他总是与穆斯林宗教领袖密切接触，也对党在阿尔及尔的激进政策有不同看法，终于在年被开除出党，这一段在党内的工作经历，让加缪对历史以及人类社有了更加独到和深刻的看法，这一点尤其在他的《反抗者》中有所体现。
年，加缪出版了随笔集《正与反》，谈到了人在被异化的世界中的孤独感、人面对自身的罪恶和死亡时该如何做出选择等等越来越接近终极的话题。发布随笔集六年后，加缪结识了当时的风云人物——让-保罗·萨特以及其伴侣西蒙娜·波伏娃，在哲学和戏曲方面的同样热忱使他们成为了挚友，但在萨特偏向马克思主义以及共产党的时候，加缪深深地看到了苏联社会的种种冷血与暴行，这成为了他们友谊之间的一道裂痕。年，加缪用四年多时间的沉淀，发表了哲学散论《反抗者》，对欧洲传统的历史观念、道德伦理观念与苏联社会进行了系统而精彩的批判，这一来，加缪便受到了法国左派的强烈攻击，并引起了与萨特近一年的论战，最终与萨特决裂。这时人们才终于发现，加缪不是存在主义哲学家，他独立门户，是“荒诞哲学”哲学体系及其文学的代表人物。
加缪曾在一次酒会上和朋友打趣：“如果我能死于一场意外的车祸，那我才是真正诠释了荒诞哲学！”
没想到一句玩笑话最后成了真，年，加缪搭朋友的顺风车从普罗旺斯前往巴黎，途中发生了车祸，加缪当场死亡，年仅4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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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的是”和“无条件的接受”
加缪创作反抗者时，正值冷战初期，面对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作为艺术家的加缪硬是站稳脚跟，不选择站边，他认为基督教传统观念、资本主义伦理、马克思主义（当时的斯大林主义）都没办法给出一个令人信服且可以接受、践行的价值观。那么，站在时代之前的哲学家该怎么办？创造！加缪用写这本书的这个行为，完美地诠释了标题“反抗者”的全部含义——肯定之否定、创造与规范。
在《反抗者》中，加缪将某种肯定了物质作用的唯意志史观和伦理学糅合在一起，把欧洲历史发展的第一推动给批判了个底儿朝天，提出了推动历史进程的不在于“精神”，不在于“阶级斗争”，也不在于“进化”，而在于”造反“.
书的开篇便区分了“造反“与”革命“的区别，革命是自上而下的，是以真理与规范领导着的运动，旨在将真理注入历史进程当中去；而造反则不然，造反是源自于“不”，源自于在说“不”的同时，肯定自身以及全体人类的尊严和价值，然后开展造反运动，运动旨在推翻原有的一套规范与标准，而到这里的“造反”仅仅是优质的、没有完成的“造反”，真正的造反运动是追求新的价值标准的，是想要在反抗中创造出新的价值体系与伦理规范的。
加缪并不倡导绝对的自由，因为绝对的自由是对虚无主义的肯定：一切皆无意义，一切都可以做，那么于此同时，既然“一切都可以做”，既然虚无主义否认了一切，那么是否“一切皆无意义，一切都不能做”呢？加缪用精彩的论证，使虚无主义陷入了反身性诘难之中，将虚无主义逼近了一个死胡同。加缪用“酗酒的灵魂”这一辛辣的形容来称呼尼采口中的“超人”，他认为尼采并没有杀死上帝（杀死上帝的是斩首路易十六的断头台），而只是发现上帝死了，尼采打破了上帝对世人的奴役，摧毁了上帝施加给世人的道德规范，却没有创造新的规范出来，只是顺服于自然的支配，相信“绝对的是”和“无条件的接受”，像极了一个喝醉的人放浪形骸，却只是顺乎天性，不敢面对事实的规范，也并不给自己创造新的价值。
加缪所处的时期，嬉皮士运动还没有出现，而西班牙的“达达派”却进入加缪的视野，奉行浪漫主义的所谓“达达主义者”继承了尼采的衣钵，否定一切价值，甚至有人拿着枪随意向人群开火来彰显自己的自由与众生的平等，但他们从根儿上就错了：若一个人连自己与他人的生命都没有最起码的尊重，那么这个人还有什么资格去谈论“自由”与“价值”。对同为浪漫主义者的卡利亚耶夫及其兄弟们，加缪对他们不惜溢美之词，甚至断言“他们战胜了虚无主义”，因为他们为了反抗而杀人，但自己“一命偿一命”，在加缪看来，这是一个真正的造反者该拥有的最起码的对生命的平等的肯定。而浪漫主义者在加缪看来，只是一群佯装的反抗者罢了，他们因对现存价值的不满而肆意反抗，却在推翻了现在的一切价值后一头扎进价值的荒漠，在这里除了人的本能之外什么也没有，除了酗酒的灵魂的相互残杀以外，什么也没有。
加缪行文很流畅，从理论就此转向历史的进程，探讨了各种类型的价值观对现代国家的塑造，这一部分的批判尤其在苏联。
在西方传统价值观中，上帝与价值是挂钩的，因为有了上帝存在，所以说人们会去根据上帝设立的规范行事，而一旦上帝死去，上帝所规范的价值也一并消失，于是尘世间的人们一下子失去了内心的归属，生命一下子没有了任何意义，他们在没有道德规范的世界里惶惶不可终日，竭尽全力想去追求一套新的规范来给自己的心灵以寄托，而就在这时，“世俗的上帝”已经在牛棚里呱呱坠地。
加缪加入过共产党，其一生也都在为穷苦阶层鸣不平，所以说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虽说颇有微词（认为他们的论证有自相矛盾之处），却还是很欣赏他们，而他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可谓是句句见血，字字扎心。
刚刚已经说过，革命者是想要把真理注入历史进程的一群人，而苏联共产党便是这么一群人，他们带着加缪同样欣赏的马克思主义为俄国人民建立了一套当时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可是列宁去世之后，革命者便抛弃了他的真理。
加缪认为，用强权去维持社会的平静，等待更好未来的方式是值得肯定的，但这个方式稍微不加注意，就会侵蚀革命者，革命者带着强权与规范来到群众的头上，在西方的社会中，这一形象已经与上帝等同——许诺美好的未来、带来规范、统治世人，于是这时的革命者就会抛去自己之前相信的真理，放弃自己坚守的正义，一心只追求自己权力的稳固，使“世俗上帝”的形象更加稳固，于是，苏联人民就在这么一个“上帝已死，天国已经毁灭”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中受着极权统治与“任性上帝“的压迫。
苏联与加缪所痛恨的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妄图将不正义的行为正义化，妄图以统治者的利益为前提，制定规范统治人民，而加缪看来，统治者们统统忘记了：他们自己，原本是一个个为了全体人类尊严而挺身而出的反抗者。
反抗的本源是什么？是肯定，为什么这么说？试想：一个公务员因为上次的不合理要求而说：“不！”请问这时他在干什么？毫无疑问他在否定，但究其根本，当他说“不”的时候，他肯定了一个限度，他心里有一条线，并且认为上司若是越过这条线，自己便丧失了尊严，所以从根上说，反抗的起因不是“不满”，而是“追求自己的价值并使其得到别人的肯定“。
令人遗憾的是，加缪在全书完结时，也没有创造出新的普世价值以供人们信服、接受，但是值得我们所有人注意的一点是：加缪自己已经意识到了，反抗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真正的目的是创造，而加缪就在努力地去践行这一点，在《反抗者》的最后一章——超越虚无主义——中，加缪把反抗的任务交给了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因为反抗者是为了全体人类的尊严与价值行动的，反抗思想拒绝将任何人神明化，反抗者们要为了所有人共同的命运而斗争，我们无需像虚无主义者一般，将美好推至永远的将来，我们只想也只需以无穷的热情肯定自我的价值、肯定整个人类群体的价值，在反抗、打破、构建中，消除每个人想要充当上帝的想法、抛弃每个人的疯狂与躁动，以爱与创造获得大地所给予的最美好的馈赠。
“弓已张开，木把吱吱作响，弓张开得最满的时刻，一支箭离弦疾射出去，那是最刚劲也是最自由的箭。”
—END—
排版/刚刚
文字/锡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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