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伟东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春节将至，思绪渐浓。当我打开记忆的闸门，一种感激父母的养育之恩，盼望与亲人团聚的眷念之情油然而生，同时也怀念起了去世多年的父亲。
我的父亲，年10月29日病逝，享年77岁，到今年整整11年了。他静静地安息在故土那座浓郁苍翠的祖坟茔地里，身旁是树木花草环绕，周边与山水沃土相连，日日夜夜永远地守护和陪伴着列祖列宗。
我的父亲，年10月26日生于一个贫困的农家，祖籍吉林省农安县靠山乡靠山村一屯，原籍黑龙江省依安县向阳乡保东村三屯。他很小就失去了母爱，是爷爷把他一点点拉扯大。沿着地垄沟找豆包吃的爷爷，为了让父亲长大不再像他那样“瞪眼瞎”目不识丁太受憋，9岁时便把他送进私塾去读书直至初小，还祈求教书先生给父亲起名叫王毅民，弘毅的毅，良民的民，寓意是长大做个有志向的良民。
我的父亲，是一位正直、倔强而又充满理想主义信念的人。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他就是把工作作为己任，一天到晚不停地忙于工作。他的毕生经历中，投入工作的精力要占人生总合的90%以上，甚至到了退休的年龄还不肯回家，年成了一名离休干部，错过了让孩子接班的时机，留下了终生遗憾。这件事情，成为同事间茶余饭后谈论的一个笑柄儿。
我的父亲，可能是军人出身的缘故吧，脾气非常不好。很像孙红雷扮演的《军歌嘹亮》里粗中有细、脾气倔强的男主人公高大山。父亲爱清洁，回到家很少帮助母亲做家务，他的第一要务就是拎起笤帚打扫室内外的卫生，也成了他回到家后的一种习惯。他平时总爱发脾气，不是看这儿不顺眼,就是说那儿不对劲儿,总是“瞎嘟嘟儿”说家里卫生保持的不好，和母亲经常拌嘴吵架。他对自己转业到地方后悔过，自然把这些罪过强加在母亲的身上。家中的七个孩子中，只有三弟四弟医院就业，其他都是自己寻找到的生活出路或是靠自己闯出了一份事业，因此父亲也后悔过。世间那有后悔药可寻，父亲回想和絮叨这些过往的事情，其实是一种心里救赎。
我的父亲特别爱干净，在左邻右舍是出了名的。那时都知道老王家干净利索，窗明几净，各类物品摆放的有条不紊。他回到家里看到有谁在屋内抽烟，不管是亲人还是到家作客的邻居，他都会劈头盖脸地数落一番儿，没好气地说“别抽了，抽烟对身体有害！”。长此以往，别人看到他回家，马上就会本能地把手里正抽着的烟掐灭了。他的衣服总爱自己去洗，不穿的衣服，都会叠的整整齐齐、规规矩矩，用包袱皮儿包好，放到柜子里。这可能是小时候他缺失母爱养成的，也可能是他当兵养成的习惯吧。
我的父亲，特别仔细节俭。下班回来时，会在路边捡起被人遗弃的木棒儿、柳条棍儿、蒿子秆儿等，然后放到柴草垛上，作为引炉子的燃火柴。会把每天烧过的煤渣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把没有充分燃烧的煤核选出来放回到煤槽子里以备再用。每年秋季，单位都会在南甸子分得一片草原，父亲就扛起钐刀拿着磨石，带上母亲给弄的玉米面大饼子、咸菜和水去打草，晒干后捆成捆拉回家垛起来作为烧火柴，这时父亲的手和脚都会被草划成许多小口子，他索性用胶布包裹上，但他不声不响。秋天对于父亲来说，是他对家贡献最大的时节，他会东跑西颠打车棒牛买回许许多多的土豆子、圆白菜、长白菜、萝卜等，长白菜由母亲用大缸腌制成酸菜，土豆、萝卜都储存到室内的大地窖里，圆白菜存放到堂屋里，这些就是一家人越冬的全部副食品了。到了冬季，他会很早起来生好炉子，烧好洗脸水，打扫好室内外卫生。等我们起来时，屋内已经非常暖和了。有时还会利用炉膛底下的余热一次烤许多土豆，分给我们一帮儿孩子吃。烤熟的土豆吃起来糊香糊香的，很面很面的，特别抗饿又特别解馋。
记得那时父亲每月挣工资55元,家中9口人，每人月平均6.11元，姐姐、我和二弟、三弟又都先后上学了，生活很拮据。平常我们手中根本没有一点零花钱。每到过年，我们姐弟七人都眼巴巴地盼着父亲从单位能早点回来，惟有这时才能够看到父亲的笑脸。等到年三十半夜“接神”吃饺子时，我们一群儿孩子依次给父亲母亲拜年磕头儿，父亲笑盈盈地说“起来吧，起来吧！”，随后从后屁股裤兜里掏出一叠崭新崭新的钱，分发给每个孩子一角或两角最多五角的压岁钱，我们都爱不释手地摆弄着嘎嘣嘎嘣的新帖儿，小心翼翼地藏到棉袄的跨兜里。
我的父亲，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每当过年他都会写一些春联，边写父亲还会自言自语地说“气死大辞源”（当地的一位老学究姓周,名维贞，很有造诣）。过年为了取乐，有时父亲也会给我们扎个灯笼，不过非常不好看。不得已，就由母亲来完成，后来我自己会弄了，就不用他们分心了。有时他也跟着母亲一起包饺子，在我的记忆中只有寥寥几次而已，更多的时间他都在单位，家里所有家务活计都由母亲承担，家务活母亲也从来不指望他。过年时，母亲会一次包许多饺子冻起来，但年三十晚间的饺子是现包现吃的，还要把前两个擀出的面皮包里两个五分“大钢镚儿”，谁吃到它谁有福气，包完饺子如果剩下了面母亲会高兴地叨咕道，明年有粮吃了；如果是剩了馅子，母亲会兴冲冲地说明年有菜吃了。
那个年代，我们都非常盼年和喜欢过年，只有过年时才能吃上几顿像样的饭菜，才能吃上米饭和饺子，才能换上一件新衣服，才能分得几块糖球；只有过年时家里墙上才能贴几张新年画，炕上才能换上一领新炕席儿。实现了这些愿望，我们会高兴得手舞足蹈、连蹦带跳、心花怒放。
我的父亲工作认真，对待单位出现不合情理的事情敢于直言，敢于鸣不平。为此，在十年浩劫哪个年代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引火烧身、倍受迫害，分别被隔离反省、交代问题、劳动改造、被批斗会批斗。父亲在单位的小黑屋子里反省期间，不许和家人见面，不许和他人说话，不许和任何人来往，我和姐姐轮换着给父亲送饭，旁边有人监督着。父亲看到我们后，痛哭流涕，鼓励我们要好好学习，我们儿女也都流下了无奈的委屈的迷茫的同命相怜的泪水。他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医院做起打扫卫生、烧炉子、看水壶等临时性的勤杂工进行改造。父亲的精神和心理受到了双重的沉重打击，但他勤杂工作却干的十分出色，医院的室内室外卫生从此也焕然一新，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父亲平时说话却越来越少了，我们姐妹上学也受到了歧视，但父亲始终坚信，总会有见到天日的那一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的冤假错案彻底昭雪平反，上级下发了红头文件，重新恢复了公职、恢复了党籍，重新担任起医生的职务。父亲一脸的喜悦奔走相告，走起路来扬眉吐气，高兴地逢人便说“感谢共产党！”。这期间耽搁了父亲足足10多年的宝贵年华，这是无法用时间和金钱弥补和挽回的。父亲顶着一头未老先衰的花白头发，工作更加努力和勤奋了，医院的多数医生都以请假为由自己在家偷偷开起了诊所谋取为快，唯有我父亲仍起早贪黑地没日没夜地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独挑大梁，乐此不疲。
我的父亲，以人为善。在几十年的行医生涯中遵守医德医风，以医疗卫生事业为己任，出外往诊经常是顶风冒雪、不分昼夜，对于贫困患者不是少收钱就是不要钱，因此离休在家时，也经常有患者来请他。父亲病故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仍有些患者前来求医问药，当得知他已不久于人世时，才将信将疑诧异地悻悻离去。
我的父亲，年参军，当时年仅17岁，在第四野战部队。接兵首长看到他机灵，入伍时成为牵马的“小鬼儿”，到部队后担任起卫生员工作。他跟随部队，参加过著名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出生入死、屡立战功，从祖国的北部边陲黑龙江省一直征战到祖国的南疆海南岛，南征北战跨越数万里。
他当了8年兵，在战斗中得到了锻炼和成长，在前线入了党、提了职，从普通一兵到担任排长职务。全国解放后，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响应党的号召，放弃了被分配到河南省省会工作的机会，远离了喧嚣的大城市，毅然决然的回到家乡被分配到黑龙江省依安县双阳镇卫生院担任西药调剂。在家乡一干就是40多年，他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都奉献给了他钟爱的医疗卫生事业。
我的父亲，在部队期间受到了很多的培养和教育。他从医的各种书籍装满了整整一个大木箱子，足有二百斤重，箱子里外都是用报纸糊成的，里边装的都是药书，摆放得整整齐齐，井然有序。里边还有当兵的很多纪念章，有时看到父亲翻动这些东西时十分入神，但他从来不让我们去乱动这些东西。他用的所有书籍都是包着书皮的，他用的四角号码字典非常陈旧，书页早已泛黄，但不缺边不少页。
父亲高兴时，就把箱子里放着的全国解放各个战役的纪念章和立功奖章展现给我们看，好大一堆，足有几十枚。每枚纪念章，他都会讲出许多的故事。还有受到部队团部、师部、军部的各种立功嘉奖证书，第四野战军军区政委罗荣桓和司令员林彪的签名耀眼夺目。这里面记录着父亲军旅生涯的风雨历程和赫赫战功。是啊，父亲这些纪念章和立功奖章是一个热血青年在枪林弹雨中的革命历程，是一个为国争光的年轻人的真实写照，是用鲜血和生命铸造的，它是无价至宝，我们对父亲他老人家肃然起敬。
有时父亲苦口婆心的对我们说：你们现在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养在蜜罐不知甜呐。我们当年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一声令下，一天急行军要走里路；一次战斗要两天两夜不吃不喝；一个战役下来说不定有多少战友就离开了我们……我们那时是爬冰卧雪、风餐露宿、脑袋别在裤腰上干……。
每当父亲讲起这些，我们都为之感动，我们感到生活在新社会是无比的幸福，我们今天国泰民安的好日子，是他们这些革命的先辈们抛头颅、撒热血，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社会悄然间发生着深刻变化，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转向市场经济的模式。市场经济繁荣昌盛，各类物资应有尽有，发家致富的渠道多种多样，机关干部实行了聘任制，农民进城打工司空见惯，工人上岗双向选择成为一种自然。过去是没有工作怨父母，工资不多怨单位；现在挣不到钱说明自己能力不行，不能发家致富奔小康说明自己智商不高，不能干出自己的一番事业说明自己没有基本素质。
从此，我们弟兄姐妹七人都先后融入到这股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在为理想和生活而奋斗。只有跟随市场经济的潮流而动，因势利导、与时俱进，才能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先辈，无愧于家庭，无愧于祖国。子女们都在外面打拼，只有年节才能回来，老父亲像听故事一样听我们讲述外边世界的精彩，他饶有情趣地打听我们的工作及生活情况。等我们走时，老父亲就提前到公共汽车站的客车上去给我们站座位，还要目送我们一直到看不见为止。
我的父亲，一生生活简朴，节衣缩食。自年轻时起从来不吸烟、不嗜酒，穿的衣服始终是特别清洁、干净、利索。有时家中来了客人，父亲只要喝上一点酒，就脸红脖子粗，客人没喝好，他早已败下阵来。常来常往的亲戚朋友和同事都知道我父亲不能喝酒，也不与他攀比，每次酒席的气氛都由客人自由做主。
我们成家立业后，各自有了各自的事业和家庭。父亲有时到了儿女家，从来不讲究吃喝，只要吃上大葱、辣椒沾酱，他老人家就心满意足了。后来我调到县城去工作，每当年节，都会买许多母亲爱吃的酥脆老面大麻花、骨里香的熟食、成箱的黄元帅苹果、成板儿的速冻武昌鱼等，或送回去或用车带回去。父亲每每看到这些都会跟我叨咕，不用买这些东西，挺贵的。我就应诺说，下次不买了。但下次我还是照例要买。父亲就是这样总是省吃俭用，舍不得花钱，看到谁花钱他就心疼。其实我心里总在想，孝敬父母关键是孝在当下，就是要有实际行动，上了年岁的人想吃的东西吃到了是一种享受。
记得年9月16日那次父亲得病时来到我家，爱人给做了两个菜，一个炖鲫鱼，一个家常凉菜，还有父亲爱吃的大酱、葱和辣椒，一向对饭菜十分亲近的父亲这次对饭菜却十分反感，随口说了句整这么多菜干啥！我一边安慰着父亲，一边忙不迭地说吃医院给你检查检查身体。
父亲对自己的病情有所预感，医保的陈医生跟我父亲是老相识，边听听诊器边说“王大夫多长时间没有检查身体了，里边都满罐儿了！？”，我父亲像在开玩笑地回答：“如果是癌症就不治了，以免给共产党浪费钱财。”
确诊的结果是胸腔积液。田医生小心翼翼地在父亲的后背两肋间插入长针头穿刺，抽出了大量透明的淡色液体。处置后用大剂量的消炎药点滴输液，可胸腔积液仍不见少，抽了三次后就不能再抽了。医生说，产生积液有四种原因，即炎症、风湿、结核和癌症。但多次化验都没发现有癌细胞，我也认为父亲不会是癌症。
田医生关切地与我交流，问我家中哥几个，经济状况，建议应该互相商量商量。我率直地说，哥五个姐俩，弟兄姊妹七人，我是长子。然后我不暇思索地接着说，没关系的，治病花钱我自己就能做主，不用和他们商量。田医生委婉地说，点滴用的都是好药，七天了效果不明显。这时，我意识到了父亲得病的严重性了。我单医院的齐岫岩院长都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样下去会耽误时间的，医院去确诊一下吧，便于对症治疗。
医院医院，口碑相当好。呼吸内科的教授石玉枝看了病例后初步确诊就是癌症，要求必须住院做进一步检查后才能确诊。呼吸科病房的杨爱民教授工作平易近人、仔细认真、一丝不苟，对待病人就像是自己的亲人一样。这时，读大学的小女儿闻讯赶到住院部，还带来许多礼品。父亲又动怒了，埋怨不该买这些东西。说得小女儿十分尴尬，委屈的泪水扑簌簌的流了下来。
这天，父亲、我和小女儿一起共同进的午餐，一盘儿尖椒炒肉，是父亲最爱吃的；一盘儿锅包肉，是小女儿最爱吃的；还有一个白菜冻豆腐汤，主食是油饼，也是父亲最爱吃的。这是父亲得病后吃得最开心的一顿饭，也是吃的最多的一次。
第二天起，父亲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往肺管儿里插微型摄像探头，别的患者出来后都叫苦不迭，但轮到父亲时他坦然面对一声不吭，我暗自赞叹父亲真有军人意志。七天后的结果让人不寒而栗：小细胞肺癌晚期，左侧肺部和脾脏均有多处占位。杨教授解释说，小细胞肺癌是肺癌中最快的一种病，一般从发现到死亡在5—12周，这个年龄放疗和化疗也无济于事。我不敢将实情告诉父亲，和医生沟通违心地弄了个假诊断，慌称肺炎，同时买了许多抗癌和止痛的药物。
父亲在哈住院的第四天，我爱人也赶了过来。看到此情此景，她建议购买便携式制氧装置和氧气袋，还有床上用的便盆。父亲起初不理解，但几天后就离不开这些了。父亲得病后，消瘦得特别快，很少吃东西，晚间几乎很少睡觉，脾气也十分暴躁。但在住院期间，当和病友提到当兵的事情时，父亲就来了精神，他挺起了瘦弱的身板儿，像是换了个人似的兴奋异常，什么赵一曼、赵尚志、张作霖……如数家珍，滔滔不绝，简直就是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教育课。
我的父亲，病重期间显得十分坚强。有一件事情在他的心目中始终撂不下，就是要把住的房子翻盖一下。我们的姐弟都先后从外地赶回来，老弟弟在俄罗斯打工不得不违约提前回来。父亲看到老五从国外回来，兴奋地要坐起来下地，可他哪里知道他虚弱的身体已经支撑不了他站立起来的身躯了。为了让父亲高兴，把不能翻盖房子这样不现实的事情说成现实，父亲虽然很憔悴，但听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父亲的病越来越需要人料理，每天夜里几乎一个小时变换一次体位，喘气离不开吸氧，大小便次数颇多，大便要两个人架着。
父亲日渐虚弱，在他弥留的最后几天，已口难言食难进，表情基本上是为了呼吸而竭尽全力，只能靠输液维持生命，但当我们靠近他的耳朵轻轻问他感觉时，父亲就会无声地绽放一个写满父爱的微笑。我们弟兄五人就像接力一样儿，一棒儿接一棒儿地轮换着护理老父亲。最后一段儿时间，都是五弟和大威悉心照料的。
深秋的一个凌晨2时许父亲悄悄地离开了人世，时间凝固在年10月29日。五弟哭着给我打来电话，传递了父亲逝世的噩耗，我安慰着他，但心里还是悔恨自己的无能，没有办法挽救父亲的生命。这时，外边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打在身上很湿很凉，仿佛老天也在哭泣，也在为这样一位倔强的老人发出怜悯的哀思。我的父亲从得病到病故仅仅44天，在这短暂而又漫长的患病岁月里，他经历的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一个医生挽救了无数个患者的生命，救活了一个又一个危在旦夕的病人，可没有能力挽救自己的生命。父亲从医大一院回来后，有时还愤愤地说，大医院的医疗水平也一般，其实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患了无可救药的不治之症，患病期间偷偷给他服用的抗癌中药他一点不知晓。实际他凭直觉，早已知道自己得的是不治之症，对他的同事陈医生都直言了，也就是不想当亲人面说出来罢了。
父亲的离去我们作儿女的十分痛心，父亲一辈子含辛茹苦，勤俭持家，饱经风霜，刚刚过上清闲一点的日子，却得了绝症。我也心存疑虑，没得病之前他整天像个小伙子一样儿，骑上自行车能从老家到县城的儿女家串门，当天打来回儿，那是一百公里的路哇！没得病之前，他每天都在背着药箱，为他人看病。人啊，竟然如此脆弱，癌症这一可怕的顽疾，也是无解的世界难题，摧毁了多少貌似健康人的生命。父亲病故后，老母亲也经常叨念。记得父亲在世时鼓励我们最多的话是好好工作，鼓励隔辈人最多的话是好好念书，将来都往大城市发展。父亲一生中最向往的事情就是居住在大城市，健在时很想到满洲里的老儿子家去看看也没能实现。
转眼父亲病故11年了。二弟和小妹早已在廊坊市安家落户了，有自己的楼房，有自己的事业；老四、老五在满洲里安家了，也有自己的楼房和事业；医院买断了工龄也在满洲里干活，唯独姐姐还在家乡固守田园；我的两个女儿大的春雨在大庆，小的春雪在北京，我和爱人居住在北京。一家人，大多数都加入到都市生活的行列里，大城市的快节奏给了我们很多新鲜养分，也感受到心里的愉悦、充实和安逸。
我的父亲，是一个平凡的人，一个倔强、耿直、执著的人，一个安分守己恪尽职守的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他是戎马生涯的一生，是救死扶伤的一生，是有信仰的一生，是辛辛苦苦的一生。他是我心目中最好的父亲，他在默默地承担和转换着一个老人一个父亲一个儿子一个社会公民的不同角色，他敢于担当、忍辱负重、生生不息，书写出普普通通而又熠熠生辉的不朽人生。他给母亲留下了殷实的财富，让老母亲老有所乐、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母亲虽然已经八十多岁的人了，可仍然是精神矍铄、身板硬朗、谈笑风生，这是老母亲修来的福，也是父亲给予她的。
老父亲，您活着最向往的地方就是都市生活，儿女们先后已实现了您的平生夙愿。父亲您如有在天之灵，知道了儿女们已经实现了你的遗愿，也一定会欣慰、骄傲和自豪吧！我的视线有些模糊了，老父亲你走的太早了，走的太快了，走的太急了，你在有生之年没有游览过祖国的山河之美，没有感受到城市的喧嚣和繁华，没有用过手机，没有吃到过山珍海味，没有分享到儿女定居在大都市里的幸福和荣耀，没有共享今天一家人的天伦之乐……，不，你还活着，你的音容笑貌始终萦绕在我的脑际，铭刻在我的心田，你永远活在我们儿女们的心中！
年1月20日写于北京
王伟东（笔名自得其乐），五十年代生，黑龙江省大庆市人，文学爱好者，鲜有作品散见于《黑龙江日报》《鹤城晚报》《大庆百湖周刊》等报刊杂志上。主要作品散文、诗歌、小说有《永远的丰碑》《小镇春秋》《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秋色炎凉》等散见于报纸及书刊。现已年届花甲，笔耕不辍，把生活中的所感所悟撰写成文，以飨读者。最近《上上微览》登载了散文《那些激情燃烧岁月的人和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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